展望2022 百位全球顶级意见领袖最关注的十大国际热点

  2021年12月30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重磅年度报告,本报告根据2021年CCG国际对话、论坛交流、圆桌访谈、图书约稿等各类与世界沟通的思想成果,从600余位参与CCG活动、对话、交流和研讨及撰稿的专家中精选出120位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意见领袖对于2021年度最受国际关注及2022年值得关注的十大话题的观点,旨在为官、产、学、研各界的研究和决策者提供第一手的国际观点,也为关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读者带来对2021年的思考和对2022年的启示。

  中美关系不仅对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对全球化的走向至关重要。2021年适逢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各方嘉宾在对话中重点关注的是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在当前的定位、双边可能存在的合作领域、中美贸易战的走向以及中美关系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各方的共识是,中美当前处于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或者“合作式竞争”中,应避免走向对抗;中美彼此之间存在的合作领域包括a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并应寻求在基础设施合作等方面的合作机会,如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B3W”之间的对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双方都带来了影响,因此双边应该寻求逐步削减关税,设立解决中美矛盾,强化沟通的常设性办公室,加强双边智库沟通,增加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合作等措施,以增进战略互信与关系协调。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CCG名家对话 “全球化的未来:一个更平,更深的世界?”上的发言

  你只有一次机会留下第二印象,不是第一印象。中国和美国现在确实需要给彼此留下第二印象,双方都需要给彼此一个全新的第二形象…你不想被看作霸权者。没人喜欢霸凌,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没人喜欢美国。冷战后,我们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可以去任何地方,让各国做任何事情,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霸权者,没有人喜欢霸权。当人们看到你做了努力时,人们青睐并愿意作出回应。我们需要那么做,中国也需要那么做,这样我们都能够给彼此留下第二印象。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Jr.)在CCG名家对话“新时期的中美新竞合”上的发言

  我认为“修昔底德”式的竞争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疯狂的,对中美都是如此。所以现在的出路就是我们找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办法。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去寻找,学习宋辽的“竞争伙伴”关系,从冷战中吸取教训,从美苏竞争中学习,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所有的可能中寻找出路。如果我们一方攻击另一方,双方都会被摧毁,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我把这比作不可分离的连体双胞胎,当有双胞胎有一方冲动行事时,它能毁灭双胞胎中的另一方,但同时也毁掉了自己。这就是核武器的例子,也是当今中美关系的现实。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CCG名家对话“中美软实力与竞合未来”上的发言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中美关系看成是“合作式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中美之间会有竞争,有一个传统类型的竞争领域。但当涉及到生态问题时,例如气候问题或是疫情,我们必须能够实现生态上的相互依赖,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必要的合作。软实力并不是零和的,软实力可以是正向的,双方可以同时受益,虽然不是总是,但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中国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在其他国家眼中会更有吸引力。大多数国家不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在这种程度上,当我们看到合作,特别是在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上,你可以想象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同时也在增强美国的软实力。

  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2050年的世界人口将达到约100亿人,20多亿人来自非常贫穷的国家。难道大家认为,如果富国主要是争论甚至是相互争斗,而世界上其余绝大多数国家仍然陷于贫穷、营养不良、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成为移民和疾病及贫穷的来源,世界会变得更好吗?或者还是最富有的强国有责任共同合作,带领世界走向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和谐的地方更好?不管是什么原因,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肯定有较大的来领导世界的责任。… 因此,当我们谈论竞争和合作时,我可以理解国家之间的这两种想法。但我无法理解对抗。对抗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不应该考虑这个概念。这个世界是无法承担对抗的。世界上的主要国家究竟应把时间用来争论或互相对抗,还是应把时间用来试图让世界变得更好?在我看来,答案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越有权利要求我们的领导人把这件共同发展的大事做好,就像50年前尼克松、和基辛格他们做的那样。

  CCG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中美两国今天的所处的情况及相互间的关系已经与50年前大有不同,其中很关键的不同在于,中美间的经济联系现在非常紧密。两国不仅每年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贸易额,而且在投资和全球治理协调等领域也紧密相连。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国内舆论都出现了民粹主义和其他一些不同的声音。因此,当下我们真的需要两国首脑的有力领导。我们必须遵循习主席和拜登总统的除夕通话精神。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共同点,使我们的合作得到更广泛的扩展。两国社会,包括学术和人文交流必须得到真正的加强,以巩固我们的人民基础。中美也应加深相互了解与合作。

  兰德公司主席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D. Hormats)在CCG、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和兰德公司联合举办的“合作性竞争是否可能”线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当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我们其实是在与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拥有3000到4000年的文明打交道。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社会。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的公众舆论,理解中国确实有悠久的历史。要明白这段历史反映在中国人看待世界和政府的方式上。

  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学中心主席许通美(Tommy Koh)在CCG、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和兰德公司联合举办的“合作性竞争是否可能”线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世界是足够大的,大到足以容纳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理性能够占上风。那么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而竞争也不会倾覆。然而,如果不能保证情况如此继续的话,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可能的。

  前美国驻华大使、基辛格中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我认为基辛格博士50年前对北京的访问非常值得纪念。因为它说明,当国家利益能够通过合作得到满足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就无法阻挡这种合作。制度的差异,已经成为美国思考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影响了合作,但不应该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时候阻止合作。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在中国还未结束,两国间政治体系差别巨大时与中国恢复关系的。但当时,美国为了合力对抗来自苏联的威胁,把中美间的体制差异放在一边,选择了合作。因此,如果说当今世界对于中美作为大国有什么责任要求的话,从基辛格访华中我们就能得出,中国和美国的责任就是有必要进行合作。我们不应该让政治体系差异阻碍这种合作。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从历史上看,它为中美合作创造巨大共同利益提供了可能性。而这些共同利益,在我看来,有必要继续维持且推进提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CCG名家对话“展望‘一带一路’与‘重建美好未来’倡议: 竞争还是合作?”上的发言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正处于自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对于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来说,没有人能自称专家。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情况。因此,借用的一句话,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循序渐进的尝试,以了解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处理这种关系。此刻的处境与40年前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自然是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以及其在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能力,军事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想习主席和拜登总统已经达成共识,当前我们首要规避的是“灾难性的错误”。

  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线上特对话“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上的发言

  我认为,美国对华态度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转变,从特朗普时期对华的狭隘和敌视态度转为更具建设性的对华态度还需要一定时间。这只是政治心理学和媒体叙事方式导致的。所以你会发现污名化问题是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叙述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国内对拜登计划某些部分的政治支持,当存在政党更迭时,竞选期间候选人都会对中国表示强硬。对华强硬态度我们可以在美国历任总统像里根、克林顿和布什身上都能找到影子,奥巴马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看到美国总统上任后第一年总会对中美关系有所调整,所以拜登已经在这方面做了6个月。他有很多想法,也非常了解中美关系。在看到他与普京的会面以及与习主席见面的迫切希望。我觉得他认为自己是美国中美关系中的领导者,并希望推动这种关系良性发展。这要花更多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几次会议,但这还远远不够。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副总裁、前美国TPP谈判代表、前美国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找到一种方式逐步骤取消双方加征的进口产品有关关税,将会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哪怕这仅限于在医疗产品贸易,一部分环保产品,或只是对等地取消一些关税,我认为这都会是世贸组织向前发展的一剂真正的强心针。我们都知道这其中的历史,实话实说,这些关税对两个国家都没有帮助,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彼此的进口之间设置了如此大量的贸易壁垒,也破坏了世贸组织的相关性和可信性。

  CCG联席主席、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席陈启宗(Ronnie C. Cha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我们必须有一个基于规则的社会,但当你有一个国家大到可以自己制定“我制裁你”的法律,那还是基于规则吗?当一个国家大到可以完全拒绝规则的时候,却仍然给人一种我就是规则,我就是正义的感觉,但现实是,查看历史,美国破坏的国际规则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在过去的200年里,世界看到了亚洲的衰落,也看到了西方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它做了很多好事。但另一方面,虽然它做了很多好事,但如果不保持自律,而保持自己复杂的优越感,那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崛起了,就会认为(中国)扰乱国际体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务和经济学高级顾问兼主管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的发言

  现在,人们愈加认识到,地球的存续依赖于全球合作,但是这一点还没有成为坚定的信仰。当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做出其他选择。是双赢、竞争还是生存?在保护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必要性的动机上,我们并没有达成一致。这也是我为什么担忧,中美各自的小小试探可能会累积成对彼此更大的挑战。智库需要研究如何才能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滑坡,以免世界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线上特别开幕对话“智库在公共外交中作用与交流”上的发言

  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开放,脱钩不能够线个自贸区,海南是其中最大的。金融领域保持完全开放。但是拜登政府仍然在谈论中国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现在和美国公司相比,申请了更多的专利。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量来自于中国。中国企业和全球其他公司一样,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非常重视。所以我认为事情可以被解决,并且中国目前想进入到曾经由美国主导的以TPP,现在是CPTPP这个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去。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改革、环境保护标准、数据流通、劳动者权益等方面,中国并不惧怕改变并且愿意积极参与,也包括WTO改革。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的发言

  许多全球性议题都需要美国和中国合作应对,其他许多国家的参与也非常重要,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形成了共识。在这个时代,中型国家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正是这样一些国家让TPP得以落地。因此,我们不要再局限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如果双方不能合作的话就很难想象全球发展能够有效推进。两国更有可能通过多边方式而不是双边方式合作。导致中美两国双边关系恶化的因素有很多,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年这种情况不会改变。但在加强各种国际性机构上,中美双方仍存在共同利益。

  美国对华关系委员会(CFR)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登(Edward Alden)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的发言

  贸易方面,美国对华战略见木不见林,过于关注细节而缺乏宏观战略。长期以来,美国希望通过贸易刺激中国进行经济甚至政治改革,从而使中国加入并且捍卫国际贸易体系及其规则。特朗普政府摒弃了这一系列积极议程,转而通过双边关系中的压力,例如高关税,试图迫使中国做出改变,但结果对于两国来说都不利。拜登政府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但同时也做出改变,不再认为光靠美国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行为。如今,拜登政府放弃利用双边接触改变中国,开始追求塑造一个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盟友有利的全球环境。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董事长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在CCG名家对话“变化中的中美关系:国际影响与未来发展”上的发言

  我有一个建议是两个国家建立一个常设办公室。这将是一个由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大量高级专业人士组成的办公室。他们将在一个中立国家的办公室里共同工作,比如瑞士,他们全职工作,处理中美关系的所有方面,从贸易和关税问题到技术问题,到健康、气候、网络问题,他们为政策联合数据库制定联合建议。他们还管理两国之间因他们签署的协议而产生的争端。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作为在阿富汗拥有重大利益的参与者需要走到一起,真正互相交谈。了解各方的想法和对情况的评估。各个国家打算如何与阿富汗打交道,我认为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交换意见。任何时候当全球性的危机或全球挑战来临时,中美两个国家都必须坐在谈判桌,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目前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方面的主要全球参与者。阿富汗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坐下来谈谈双方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是有益的。

  美国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首席执行官佩吉·亚历山大(Paige Alexander)在CCG名家对话“卡特总统与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

  中国现在有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我们希望,当阿富汗的局势稳定到可以接受外国直接援助和其他投资时,你们可以将喀布尔纳入 一带一路。目前来说,美中合作的关键是在联合国保持意见一致。我们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中国的外交部长在8月有过两次电话通话。第一次通话讨论了在阿富汗的美国和中国公民如何和平撤离,第二次通话是关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向施压,以允许想要离开的当地的阿富汗人可以持续撤离,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入和停止支持国际。北京也促进了美国和之间的初步对话,中国可以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因为在华盛顿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决定是否承认政府。因此,是的,我确实相信美国和中国可以在阿富汗合作,但细节决定成败。

  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夺走超过500万条生命,“奥密克戎”新变种的出现使2021年疫情结束的愿望破灭,多个国家恢复封锁,经济复苏异常困难。对话嘉宾们认为疫情暴露出了全球卫生系统的脆弱性,并强调全球共同合作的高度必要性。解决路径包括两方面:其一,强化国际卫生条例和卫生组织机构的改革,如按照IMF等国际组织的资金筹集途径对世卫组织进行改革,设立全球公共卫生理事会,设法阻断病毒传播;其二,联合国框架内设立特别工作组加强疫苗注射,推动疫苗援助和疫苗相互认证,着手进行疫苗知识产权改革、举行全球疫苗峰会等。

  CCG秘书长苗绿在第57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中作为慕安会青年领袖代表,也是本次慕安会唯一的中国代表开启2021慕尼黑安全会议第一问,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

  “在疫情成为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的当下,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能否引领欧盟、美国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召开三边疫苗峰会,协调疫苗的生产、分销和新药研究的标准化,为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你的问题很重要,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问题,但我相信我们不仅需要团结所有的国家,还需要汇集拥有一定实力、科学技术、工业和物流能力的企业的力量,以确保能够制定和实施全球疫苗接种计划,从而使得世界上的每一个公民都能够接种疫苗。在我看来,将国家、公司和国际组织这些实体团结在一起的最佳场合正是G20峰会,联合国也将全力支持这一努力。我们必须动员全世界,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为世界上每个人接种疫苗。为此,我们需要一个特别工作组。”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CCG名家对话“全球化的未来:一个更平,更深的世界?”上的发言

  非典和新冠都出现在城乡结合部。基本上,这些病毒是从野生动物的身上传入城市的市场的。随着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城市化,荒野面积会越来越小,比如巴西的森林砍伐。我们需要针对这些结合部进行全球性的讨论,讨论城市化,森林砍伐,荒野地区和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就不会将采伐森林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病毒传播到人类的居住地,进而传播到全球化体系中。我知道中国很关心这个问题,同时也在采取行动限制海鲜市场以及某些野生动物的售卖。我们一起找出新冠病毒的源头,找出埃博拉的源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确保有一个全球机制能够阻断病毒的传播。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开启全球对话,把中国,美国,非洲国家,欧洲国家等等都囊括进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和美国应该推动对话。

  《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CCG名家对话“世界经济复苏时期的中国角色”上的发言

  我们需要全世界加强疫苗注射,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我们需要提升疫苗的产量,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也许要持续一年到明年初左右,疫苗产量可以达到十亿到十二亿剂。另外,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合理地分配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疫苗以便控制疫情。在疫情完全被控制之前,没有人能真正幸免。否则,变异病毒会出现在中国、英国,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生产和分配疫苗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还有很多对是否注射疫苗犹豫不决的人。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有能力为世界接种疫苗。最关键的是大国之间需要有能力合作,以确保能真正落实。

  前WTO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我认为目前南北之间的疫苗流通不畅,将很大程度上减缓世界从这场源于疫情的经济危机中恢复。我们正在努力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共同发挥领导作用,以更好解决南北疫苗生产和分配问题。我们正在与大卫·马尔帕斯、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伊维奥拉、谭德塞等人共同推进巴黎和平论坛与这些机制的合作,我们也在试图借助于G20承诺更多生产与分配。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新的南北结构将迅速分裂这个世界,不给主流谈判机制任何缓冲的余地,就像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那样。所以我认为疫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贸易问题不重要,只不过就目前而言,疫苗的生产和分配更加重要,这是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副总裁、前美国TPP谈判代表、前美国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关于贸易和疫情,我想提出一个我们尚未涉及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出口的限制问题。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审视、评估的。世贸组织允许实施出口限制,这没错,但有一些原则应该是透明的,包括这些措施应该是暂时的。如果你看一下圣加仑大学最近的研究,他们仔细记录了对医疗相关产品、药品以及食品的所有限制,他们注意到现在有数百项措施已经实施了一年多。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进行更多讨论和关注的领域,应该有更多的透明度,以确保一旦这些限制措施不会永远存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主席彼得·毛雷尔(Peter Maurer)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全球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出世界卫生系统的脆弱性。也门等国的卫生系统运作能力不及所需的一半。随着各国将政策重点转向应对新冠疫情,其他卫生问题遭到忽略,例如儿童疫苗接种、慢性病治疗和精神卫生服务。解决这些高度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正常运作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国并非仅仅作出空洞的承诺,而是共同努力商定规则和具体步骤。

  我们还应认识到,未来建立共识的方式不仅必须是多边的,而且必须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各个领域的行为者必须共同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确保政治胜利。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印尼外交政策协会(FPCI)主办,CCG合办的线上全球智库大会(Global Town Hall)上的发言

  近期在格拉斯哥举办的COP26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未来举办一个针对疫情的国际峰会也可以成为可能,各国可以就如何分配疫苗、设立疫苗护照机制等关键问题进行协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世界大战危机,但现在却难以帮助各国有效摆脱病毒导致的全球危机。在未来,世界各国需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切实的努力。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H.E. Graham Fletch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全球旅行重新启动。我们希望建立起彼此认可疫苗注射结果的双边关系,也希望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关于疫苗不同要求。今年年末,澳大利亚将会在全国执行 “疫苗护照”。只要居民持有“疫苗护照”,那么一旦我们重新开启边界,他们就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和做生意。我们非常欢迎WTO的新的框架,也欢迎OECD框架。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前主席、前英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务大臣吉姆·奥尼尔(Lord Jim ONeill)在CCG名家对话“前进中的20年:金砖国家与全球化的未来”上的发言

  我们需要停止将健康问题视作边缘问题,不能只有当问题近在眼前时我们才关注到它。就像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建立是为了尝试当全球金融体系在下一次全球金融问题来临时能够作出预警,使各方拥有足够的资本并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在卫生方面做同样的事。核心观点是在二十国集团下设立由卫生代表参加的全球公共卫生理事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拥有一个真正高效的世界卫生监控系统,同时为世卫组织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不是现在这个有些诡异的基于自愿的系统。

  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H.E. Siyabonga Cwele)在CCG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疫情是一个全球性的大瘟疫,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个病毒并不会有任何的政治偏好,因此需要全球共同反应。我们要团结起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被落在后面,作为一个全球社区的成员,我们必须要面临疫苗生产的问题,还有疫苗分配的问题,建立一个全球的“疫苗墙”来防止病毒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国际疫苗知识产权的改革,推动疫苗的生产。如果大部分的地球人都不可以进行疫苗接种的话,是无法推动经济发展的。

  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H.E. Ali Obaid Al Dhaheri)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疫苗护照”非常重要,会对经济复苏产生积极的影响。尽管病毒仍在很多国家蔓延,但是人们不能苦等病毒消失。“疫苗护照”和疫苗接种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阿联酋航空在2021年4月份已经采用“疫苗护照”,这对客户而言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在伦敦、巴塞罗那、巴黎和其他一些国家都采用了这种交易机制。“疫苗护照”也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米兰和新加坡之间使用。阿联酋已经建立应急机制来应对紧急情况,我们的疫苗注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是目前为止最高的国家之一。国际交流和国际协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当下要比之前更为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在各国政府之间搭建互利互信的机制来应对疫情。最后一点,中国的科兴疫苗和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在阿联酋深受欢迎。阿联酋同时也是中东和非洲重要的物流供货转折点之一,我们希望能够在2021年进一步促进中国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方大为(David J. Firestein)在CCG名家对话“中美交流50年:半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

  新冠疫情和全球公共卫生是美国和中国应该合作的领域。这是一类国家不能独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世界上所有主要参与者的合作。在美国这里,不要把新冠视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种楔子问题,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合作的机会,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温暖或利他主义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死取决于我们合作的能力。当一所房子着火时,你做的第一件事是问谁在房子里,我们如何把他救出来。你不会问谁放的火。

  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线上特对话“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上的发言

  了解病毒发生的溯源对我们有帮助,但我认为这不是现在最紧迫的事情。不幸的是,它再次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一种政治足球。我不认为任何一方在这个话题上都表现得很好,我希望就像米歇尔·奥巴马曾经说过的那样,你知道,“当另一边走低时,我们走高”。我希望人们会想办法从这次谈话中继续前进。也许我们可以达成某种双边协议或发布世卫组织声明,在所有国家控制大流行之后,将进行彻底调查,每个国家都同意全力合作,我们再来采取行动。当前我们需要拿出所有疫苗并解决我们眼前的迫切问题。这对我来说是正确的优先级排序。

  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院长刘远立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任何对全球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开明分析和认真思考都能得出这些至关重要的结论。为了让全世界能够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新的流行病,所有国家必须学会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协同合作。这意味着要将改革国际卫生条例和国际组织结构等重要议题提上议程。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强化(而不是削弱)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当然,任何新的合作精神都必须建立在各国深刻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基础上,而且这种认识必须扩展到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问题上,因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随着中国在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美联合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宣言,应对气候变化已从理念化为各国实实在在的行动。与会嘉宾均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国际合作是必然的路径。但全球将合作落实到行动上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经济转型。为此,需要重新引导公共资金的投资,利用市场工具以及提供政策激励,鼓励各个区域发展银行合作提供相关投融资工具,例如推进亚投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如今,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重要共识。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是习主席的殷切期盼,也是当前国际发展合作的一个核心要务。在CCG就可持续发展与国内外官员大使及专家学者等进行研讨中,各方普遍认为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追求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减贫、清洁能源及公共卫生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在与南北国家就可持续发展合作中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显而易见,在气候问题上的成功将再次证明,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可以带领世界走向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和谐的生存环境。这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好处,还会带来希望,和一个具体的模式,即所有其他棘手的复杂问题都可以通过两个领先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合作,为他们的国家和世界人民的集体利益合作而解决。

  前WTO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我认为环境是未来的主要问题,就气候变化而言,现在是全球国际议程上的头号问题。这就需要采取紧急、大胆的行动。这必须转化为隐性或明确的碳价格上涨。只要能达成某种全球协议,隐性或显性地把碳价格控制在100或120欧元左右,这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负面影响的方法。但这取决于各国的选民。因此,有必要调整这些不同的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欧盟现在开始了CBAM计划(碳边界调整机制)。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CCG名家对话“中美软实力与竞合未来”上的发言

  另一个巨大的权力转移是——我称之为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这就是权力从政府转移到非政府和跨国组织。这是由技术和经济变化驱动的,不是经济,而是生态全球化,像抗疫和气候变化,这些跨国界的议题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单独解决,而必须与其他政府合作。… 以气候变化为例,中国不能独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美国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欧洲也无法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之间必须合作。如果喜马拉雅冰川融化,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危机,这将摧毁中国的农业;如果海平面上升,佛罗里达大部分地区将被淹没。但我们谁都无法独自解决,我们必须互相合作。这就是“共享”的权力的重要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白雅婷(Beate Trankmann)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2050年零排放的时候,就需要全球投资于清洁能源和清洁能效有4.4万亿美元/年才能实现转型。关于适应的气候融资还没有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只有21%的资金用于适应的融资,这对发展中国家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们还差得很远。我觉得我们有几个手段:一是重新引导公共资金的投资,二是利用市场的工具,三是提供政策激励。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驻中国和蒙古代表康嘉婷(Justine Coulson)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热浪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到出生率,越来越高的热浪有可能会带来疾病,包括对还没有出生的人口或者婴儿的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热浪增加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欠收,同时也会使得营养不良的情况越来越恶化。热浪的增加也有可能会导致人们生计受到巨大的破坏,最后妇女、新生的儿童生计,以及他们生命和健康会遭受到伤害。

  我认为开发银行之间已经有了很多合作,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议程的宣布这种合作也在进一步深入。最近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多边银行也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发展援助和风险贷款的政策文件,从中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贷款还是股权几乎有一半都将用于气候环境相关项目的融资,并且大部分机构的目标是在2025到2040年之间推动实现所定计划。因此,深层合作正在开展,但我们还没有形成和巩固一个统一的系统。发展银行仍然作为独立的机构在运作,如果能建立一种更为互补的行事方式,银行之间就可以系统地合作。

  佛得角驻华大使塔尼亚·罗穆阿尔多(H.E.Tania Romualdo)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相信气候变化对于小岛国来说确实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非常地火烧眉毛,因为海平面的上升让小岛国家面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非常极端的气候灾难,还有很多其它的损失,在COP26会议上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或多或少提醒大家。习主席在联合国做出了庄严承诺,从中也看到了资金的体量是非常大的,尤其从全球的角度,或者从全球所面对的挑战所稀缺的资金缺口是相当大的,我们需要投资到绿色基础设施的发展,绿色经济发展和转型等等。

  毛里求斯共和国驻华大使王纯万(H.E. Alain Wong Yen Cheong)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发言

  毛里求斯制定了很多政策,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减排,2030年将减少30%的排放。同时,毛里求斯将实施领土的综合治理与管理方式,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海岸线保护等等,进一步优化生物多样性,构建更好的生态体系,更好地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英国中部引擎计划主席、渣打银行、益博瑞及博柏利前主席庄贝思爵士(Sir John Peace)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作推荐语

  世界并不是平的……要想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里取得成功和保卫自身安全,各国和各经济体就必须主动拥抱变化、对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更加包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毫无疑问需要所有国家合作,才能保障未来世代的生存和生活……因此在这类重大问题上形成全球共识是至关重要的。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Siddharth Chatterjee)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中国在实现其宏伟的发展目标面前面临诸多的挑战,中国需要弥合城乡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关爱薄弱群体,不让任何人掉队。此外,中国需要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变,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为目标的绿色、公平、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在联合国随时准备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合作,风雨同舟,实现乡村振兴和2060年碳中和等目标。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际合作司司长田林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主旨演讲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当前的国际发展合作的核心要务。作为最具有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应该高举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的旗帜,成为各个国家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享发展成果,以及共同把握世界命运的核心平台,中国将与联合国密切合作,迎接挑战,推动人类发展的事业。

  法国驻华大使罗梁(H.E. Laurent Bili)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致辞

  可持续发展是马克龙总统和习主席每次交流时必谈的主题。特别是在2019年11月6日,两国元首共同发起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北京倡议。围绕相关对话,法中两国的机构展开了高效丰富的技术交流,两国官员缔结了友好关系,两国企业间、政府间开展了务实合作。《巴黎协定》的经验告诉我们,未来达成一项富有雄心的多边协议,我们需要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发挥勇于争先、不甘人后的表现作用。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分歧,但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在气候问题上保持不可或缺的对话。

  瑞士驻华大使罗志谊(H.E. BernardinoRegazzoni)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致辞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追寻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中国和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忠实自己的口号,考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性和特点来考虑可持续发展,实现联合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需要找到解决方案,实现绿色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属于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案本身,让它们是真正绿色可持续的。

  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万学军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发言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全球的重要共识,也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不懈追求。北京冬奥会是第一届从申办到筹办全面落实《奥林匹克2020议程》可持续性要求的奥运会。

  黎巴嫩驻华大使贾布尔(H.E. Milia Jabbour)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发言

  在中东,黎巴嫩的社会团体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每个行业都有相关组织和机构,以便能够协调跟政府的合作,减少不平等。发展高质量的教育,使所有人都有权利接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黎巴嫩的全社会都要共同努力减少不平等,特别是消除贫富的鸿沟和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驻华代表芮心月(Cynthia McCaffrey)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儿童权利公约》,中国政府是最早签署和批准这个公约的国家之一,特别关注保护孩子的权利,这个《公约》是永不过时的。我讲这段历史是因为这是一个路线图,告诉我们如何向前走,我们有共同的理解,我们需要也正确的政策、指南、规划来真正地实现每一个儿童的权利,并且保护和推动儿童的权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驻华代表夏泽瀚(Shahbaz Khan)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们现在有50多个世界遗产,我们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生态公园,习主席提出共同富裕的新发展模式,中国也的确可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相关的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也可以更好地让所有世界的文化遗产获益。

  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中国办公室国别主任安思齐(SmritiAryal)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全球的发展是离不开妇女的发展,离不开家庭的发展,希望中国能够支持南南合作,以及通过南南合作,进一步能够将协调性的发展和资源禀赋积极调动起来,这样能够让男女真正得到平等,妇女得到真正的赋权。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驻华代表马泰奥(MatteoMarchisio)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们认为在未来农民会有转型,当然不会一夜之间转型。我们看到中国在应对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方面的政策:吸收或者允许小农户进入到商业农业领域,加强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根据市场的标准生产。我认为中国应该现在特别关注投资于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这样才能够推动乡村振兴。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20周年。中国的加入提升了WTO的合法性和包容性。但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迅速发展,WTO既有规则已落后于当前的国际贸易现实,也带来了区域性自贸协定的不断出现,改变着全球贸易版图。对话者认为,WTO仍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WTO亟需改革,在补贴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构建新的共识。可以考虑在坚持开放、包容和非歧视的原则下,首先在中美欧三方中就上述问题取得初步共识,找到维持多边合作的办法。RCEP、CPTPP和DEPA显示出了亚太地区维持多边自贸体系方面日见成熟的努力,希望未来这些体系能够相互协作,为全球贸易体系提供有效的参考框架。

  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CCG举办的“世贸组织的改革前景与中国角色”研讨会上的发言

  入世20年,中国有很多道理、经验值得总结,很多精神值得发扬,还有很多行动需要去实践。中国成功入世,是一个双赢、多赢,对世界都有利的结果。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恪守贸易规则,履行组织义务,如习所说,中国坚决支持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承认WTO是整个多边贸易体制机制的核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为“新常态”下的绿色、公平发展提供了很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前WTO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有关WTO上诉机构的问题,这其中有一个结构性问题,也有一个更容易解决的问题。结构性问题在于世贸组织是否能够调整、改革、以及采用更新的规则的问题。只要规则仍然是1990年代的样子,你就会发现现实和旧规则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我看来,如果美国愿意重新加入争端解决系统,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中国和欧盟密切合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欧盟与中国和美国不同,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我们都知道。关于欧盟的主权取决于你考虑的区域,但贸易是一个在欧盟有权威、有主权、有规模的领域,就像美国和中国一样。我认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有一些问题会在这个类似G3的组织里内部解决,不是说他们应该为其他人做决定,但如果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能够产生共识,我将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这不会转化为世贸组织的共识。

  WTO副总干事安娜贝尔·冈萨雷斯(Anabel Gonzalez)在CCG、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CIWTO)联合主办的“中国加入世界贸组织20周年:从融入到互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改革世贸组织的运作方式需要多方协同努力,多边谈判在这其中将发挥巨大作用。中国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积极参与者。与此同时,WTO还需要就争端解决问题取得进展,因为世贸组织拥有一个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争端解决体系,对于执行和实施商定的规则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改革世贸组织的体制框架也至关重要。中国方面作出了明确承诺。然而,还有其他一些关键领域需要我们注意。一些成员表示,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补贴领域的规则制定,这不仅包括工业补贴,还包括农业补贴。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各方会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WTO前副总干事易小准在CCG、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CIWTO)联合主办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从融入到互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如今世界贸易体系处于危机之中,WTO内部信任危机加剧,高水平沟通严重欠缺,多边贸易体系面临严重威胁。中国需要在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之上坚持推动多边主义合作。在WTO的改革中,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并坚持开放、包容和非歧视的原则,推动新模式的集体领导和共同治理。当前的任务是找寻维持多边合作的方法,努力加强该体系,提出并推动新的改革。

  西班牙前外交部长阿兰查·冈萨雷斯·拉亚(AranchaGonzalezLaya)在CCG、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CIWTO)联合主办的“中国加入世界贸组织20周年:从融入到互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与WTO的关系处于强健但同时又脆弱的阶段。强健源自于中国所代表的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赋予了WTO更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此外,中国加入了WTO,经济在国际规则框架下运转,使其发展有了更高的可预测性。同时,中国入世给世界范围内带来了贸易和投资的机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中国更加负责地参与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治理。脆弱性首先来自于中国的入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有很大影响,更多国家需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保证长期持续的开放贸易和投资。其次,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改革以应对中国加入WTO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最后一点来自于一些国家对于单边主义和“脱钩”政策的相信。

  WTO前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m. Wolff)在CCG、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CIWTO)联合主办的“中国加入世界贸组织20周年:从融入到互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如今WTO陷入危机,有三个方面亟待改革。首先需要提出新的协议扩大贸易自由化和体系规则。同时要恢复公认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最后,要使WTO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执行秘书处的机构来更有效地管理贸易体系。中国应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领导改革,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改善WTO。世界贸易体系的创立是为了维持和平,而WTO需要积极推进该任务。全球化正在不断扩大,各国愈发相互依赖,而这利大于弊。各国领导人都需要清楚贸易的重要性和好处,但同时也要了解地缘政治等问题会威胁到全球贸易,并使其武器化。没有国家愿意看到世界贸易体系的失败,而中国在接下来的五年对维持多边贸易体系所做的努力会十分重要。

  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院长、WTO上诉机构前主席张月姣在CCG、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CIWTO)联合主办的“中国加入世界贸组织20周年:从融入到互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首先,最惠国待遇原则在促进中国与其他国际伙伴的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我还注意到最近关于国内服务业领域监管方面的积极谈判,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它呼吁大国达成一致并建立信任。而在开放方面,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开放,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改善商业环境,简化贸易检查、申报、税收和其他程序。总的来说,市场在某些领域被赋予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中国的加入使世贸组织在世界上更具代表性。与此同时,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营商环境的透明度不断提高。总的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双赢的明智之举。

  东北亚经济研究所所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上诉机构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常设机构,在听取世贸组织成员提出的上诉后,可以支持、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法律调查结果和结论,但美国认为其越权裁决。美国和欧盟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上存在重大的哲学分歧。分歧之处在于是否容许上诉机构在未获得所有成员体同意的情况下,解释规则和制定一套国际通用法律。欧盟支持这一想法,而美国则予以拒绝。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议程中,最紧迫的事项是恢复上诉机构的有效运作。为此,美国和欧盟必须调和双方在争端解决机制上的分歧。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H.E. Graham Fletch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澳大利亚也非常支持WTO。WTO的自由贸易协定超越了不同国家的边界和规则,使货物能够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澳大利亚已经签署了本地区最为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在疫情期间一直坚持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我们最新的一个贸易协定是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东盟10国内部已经建设起了一种新的贸易规则和角色分工,他们建立了物流框架和电子商务平台,并且密切关注数字经济。可见,不同国家都在WTO的贸易框架之下履行贸易规则,并且进一步开放了本国经济。

  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苏岚(H.E. Alenka Suhadolnik)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WTO希望能够更多地搭建部长级别的对话,并且希望涉及一些切实可行的目标。我们希望就贸易、健康和政策补贴做出更详细的讨论。WTO内部也需要进一步改革,并希望能在接下来几年之中做到落实。我们希望WTO能够在可持续发展、贸易和环境方面做出一些贡献,并进一步就工业补贴和国企补贴做出一些改革。同时WTO也应该促进农业领域的一些改革。

  巴巴多斯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乍得·布莱克曼(H.E. Chad Blackman)在CCG和中华环保联合会(ACEF)联合举办的WTO公共论坛“新塑料经济:WTO为贸易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韧性”研讨会上的发言

  塑料产业关联发展中国家许多人的就业,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塑料污染危害。WTO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应该采取相关贸易控制措施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支持,各个国家也应该更多地发起针对塑料污染的对话。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亚当·波森(Adam S. Pose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在世贸组织方面,由于有这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方法,所有关于世贸组织改革和世贸组织不起作用的讨论,尤其是在华盛顿,都是夸大其词,毫无道理的。贸易谈判、大规模贸易谈判的挫折感是现实的,世贸组织机构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但我非常钦佩新任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奥拉。我认为她的态度是正确的,那就是不要试图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不要受限于程序,要努力产生效果,向世界展示世贸组织可以给人们提供有意义的东西。因此,她对于贸易问题、大流行病、渔业、WTO上诉机制改革的处理都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式。你只能从一个巨大的清单上选几件事先做。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印尼外交政策协会(FPCI)主办,CCG合办的线上全球智库大会(Global Town Hall)上的主旨演讲

  亚太地区尤其是最富活力的东亚地区已经有了成熟的区域合作架构,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以东盟伙伴关系为主要载体的地区合作平台,其中中国和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始终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

  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雅各布(YAB Dato’ SRI Ismail Sabri Bin Yaakob)在马来西亚金斯利亚太战略研究院(KSI)举办,CCG协办的2021全球华人经济与科技峰会(GCETS)上的致辞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22亿人提供了有利的市场准入。这不仅会为马来西亚企业带来新的机会,也让区域工商界可以通过RCEP获得更多机会进入马来西亚和东盟市场。马来西亚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潜力,在东盟成员中率先与中国开展外交活动,并于1974年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成员国。自那以后,两国的战略关系蓬勃发展,为双边关系史和东盟-中国关系史书写了数不清的新篇章。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 “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10年前TPP刚刚开始的时候,TPP的标准很高,与中国还有差距。但现在,经过八、九年的时间,中国实际上正在追赶上来。例如,TPP关注的是知识产权问题,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申请国。还有TPP有一个高的环境标准。而在中国,习主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深植到中国的发展理念中。还有,劳工权利必须得到尊重,现在中国呼吁共同富裕,正是试图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报酬,还有数字经济,中国现在是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之一,数字经济现在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8%左右。国有企业是海外的一大担忧。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竞争中立的原则来对待?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副总裁、前美国TPP谈判代表、前美国贸易代表处代理副代表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 “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当特朗普决定退出TPP时,人们的感觉是TPP可能会就此默默终结,RCEP也不会再有任何后续发展。但现在情况显然不同,CPTPP仍在发挥作用,英国也在推动加入CPTPP的进程。而RCEP将在2022年初步生效,我认为这将对该地区的贸易、供应链和经济一体化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美国是时候回到亚太地区的区域贸易中了。但这并不排除我们也有能力参与和领导世贸组织。拜登政府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别是在疫情后经济复苏、基础设施竞争力提升等方面。但如果我们失去了参与该地区贸易的机会,事后我们可能会十分后悔,并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当重返TPP时,我们将发现这亚洲已经于之前完全不同,我们的参与能力和影响规则、规范和标准的能力将被最小化。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总裁何慕理(John Hamre)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线上特别开幕对话“智库在公共外交中作用与交流”上的发言

  在贸易领域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区域化发展而非全球化,我认为特朗普总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很高兴看到日本在继续推进CPTPP。我希望拜登政府能抓住加入CPTPP的机会,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这么做。退出TPP是个错误,我们应该向前走,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提高自身经济生产率的方法以应对国内危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CCG名家对话“展望‘一带一路’与‘重建美好未来’倡议: 竞争还是合作?”上的发言

  实际上欧洲国家已经表达了一些——我不确定多少——对TPP或CPTPP有一些兴趣。我想说的是,越多的欧洲人表达了兴趣,越多的中国真正表达了对加入该组织的兴趣,你会发现美国人不会想被排除在外。因此,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尽量修复过去的协议,或至少在未来不辜负它们,并恢复谈判。然后我认为,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走向多边主义,比如CPTPP,你会发现美国人会更感兴趣。这是我的预测。

  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H.E. Clare Fearnley)在CCG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今年正式履行RCEP,虽然国际环境状况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非常好,但是我们希望未来CPTPP能够是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议。我们保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希望未来的大门仍然打开,能够有这样一些贸易的协议。所以我们是非常乐观的。

  全球治理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会部分性地被区域合作机制——例如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取代。事实证明,区域一体化是比全球治理更有效的方式,可以改善发展不平衡,同时最大程度地激发合作潜力。区域全面伙伴经济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让我们期待,所有这些区域合作机制都能相互协作,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

  尽管中欧在一年前签署了《全面投资协定》,但双边关系接下来出现了犹豫和徘徊。不过,双方在经贸领域、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上仍有深厚的合作潜力。一部分嘉宾认为,欧盟对华政策还在演化中,一面觉得中国是竞争对手,一面又希望在经贸和全球治理问题上保持合作。还有观点认为,中欧之间无地缘政治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未来,中欧可以通过对线智库群体对话、在疫情与气候变化话题上建立中美欧三边对话机制、在数字经济领域建立中欧合作等方式,改变中欧关系徘徊的局面,推动继续深化合作。

  CCG名誉主席、商务部原部长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致辞

  中欧之间需要“对线年疫情之下,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盟与中国贸易总额达5860亿欧元;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24万列,同比增长50%。诚然由于某些分歧,历时7年、35轮谈判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目前暂时被冻结,何时正式签署仍存不确定性。现阶段欧洲的民粹主义沉渣泛起,欧盟一些大国还将面临领导层更迭。但是,中欧长期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因为这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吴红波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主旨演讲

  中国和欧洲是世界两大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欧有共同的利益,双方市场高度互补、互利合作潜力巨大。中欧有共同的理念,都秉持多边主义理念,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欧有共同的责任,作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并发挥作用。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希望中欧双方能通力合作,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前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英国前首席国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Lord Peter Mendelson)在CCG与英国Global Counsel联合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

  大多数欧洲国家,官方政府对中国态度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肯定在演化。我描述的对中国基调变化肯定更受关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可避免,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国际上取得了惊人经济和贸易增长。欧洲肯定意识到有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但与此同时,又强烈希望成为中国增长故事的一部分……今年早些时候我们与李总理组织的欧洲首席执行官和主席之间的对话中,绿色技术、软件和金融合作讨论中非常突出。与对抗相比,合作潜力巨大。

  前WTO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 “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至于中欧的投资协定,我记得去年年底欧盟和中国之间签署的并不是一个贸易协议而是一个投资协议。这个协议能够允许中国在欧盟的开放达到欧盟在中国的开放程度。然而目前,因为香港的一系列事件,欧洲议会不会批准中欧投资协定?不过务实一点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这个协定对双方都有好处,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和欧盟在这个协定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有效地执行这个协定。虽然协定目前不会被批准,也不会像条约那样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双方在现实中朝着这个协议的内容前进。我认为这才是出路。

  欧洲政策中心高级顾问、前爱尔兰驻欧盟大使戴克澜(Declan Kelleher)在欧洲政策研究中心(EPC)-CCG-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盟课题“中欧智库交流”之“2021年中欧关系:新的机遇与挑战”线上圆桌会上的发言

  我认为,中国和欧盟双方寻求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有可能在认识到双方之间差异的同时,理解产生差异的土壤不会阻止我们寻找共同点和加强合作,而后者看起来更重要。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将强调合作放在第一位。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尼可拉(Françoise Nicolas)在欧洲政策研究中心(EPC)-CCG-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CIIS)欧盟课题“中欧智库交流”之“2022年中欧关系前瞻”线上圆桌会上的发言

  如果我们想要中欧关系重回正轨,就需要恢复双方之间基本信任。有善意是好事,但善意需要转化为实际行动。有时我们发现双方并不在同一频道,虽然有善意的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仍有鸿沟。信任需要先于合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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